商业领袖摘下"帽子"才能炼成极致

那一年甲骨文CEO 拉里·埃里森被邀请去斯坦福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时,置主办方的殷殷之情于不顾,做了一番最不可思议的演讲。对那些就要毕业的学生,他感到绝望。对那些新入门的学生,他唯一的劝告是:“收拾好你的东西,带着你的点子,别再回来。退学吧,开始行动。我要告诉你,一顶帽子一套学位服必然要让你沦落!”

  这些看上去荒谬绝顶的话,总让我感受到一种冰冷的现实。人们被诸多语言之真理固住了。过量的知识或过量的历史,形成很大的重负,窒息一个人最强烈的本能,如热情、反抗、忘我和想象力。武学的极至讲求忘掉招式和套路,身心融于一种自然;商业的极至讲究的是去掉“内置的帽子”,进入一种自由的状态。

  对那顶“内置的帽子”提出质疑的不止拉里一个人,经营大师松下幸之助、安迪·葛鲁夫、山姆·沃尔顿以及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都持有同样的看法。索罗斯早年师从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大师波普,深受其开放社会的理念所影响,与一般实用主义投资家不一样,他是以一种深刻哲学思想背景和理念来认识社会、经济和金融市场并进行操作的。因而在较深刻的层次上,形成了其特立独行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而波普关于人的认知的可错性(FALLIBILITY),就是他思维的出发点。

  索罗斯把那顶“内置的帽子”归结为人们的偏见,它们往往又会集成为诸多理论的假说,约定俗成的规则,甚至难以动摇的体制。这些偏见的集成缺乏对人类知识可错性的意觉,也缺乏对认知作用和参与作用互相干预的了解。索罗斯赚钱的奥秘恰恰在于其反向思维,发现市场与制度缺陷,并自觉利用这些缺陷赚钱。索罗斯成功预测1987年的崩盘,还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赚得钵满盆溢。因此,连他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泼去的所有污水,也都更有市场。他认为,对放任市场的盲目信仰,是建基于市场机制趋向均衡并实现最优配置的这项假设。这个“内置的帽子”,恰恰是市场的根本缺陷,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

  人类对世间万物的认知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天生就容易出错,这是一个人判断世人和他自己的基本尺度。索罗斯相信使他与众不同的最大能力,就是他能很快地察觉过错。能做到这一点,势必拥有较为敏锐的心智及高人一等的勇气。当然,找错误对索罗斯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而且像呼吸一样自然。他清楚,只要知道大众和他自己的缺点所在,他就能乐观地领袖市场。索罗斯常与实际操盘人检讨及辩论投资问题。他的问题既专业又刁钻,直到再也没有问下去的必要了,他才放心去投资。

  去掉“内置的帽子”,使得拉里·埃里森与乔治·索罗斯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我们通常想像的远见卓识与果断魄力的结合,而常常表现为视野的局限性和行动的彻底自由的融合。不少人对错误耿耿于怀,总要花费许多心思去化解、解释、寻找不是自身错误的理由。在这样苦苦寻找的过程中,错误提供的巨大机会也就消失贻尽。商业领袖们就没有这么傻,他们耽误不起功夫。错误提供的商机可能只有几分几秒,抓不住便全盘皆输。任何一种错误,都有着强化自己的本能。任何一种行为都有上千条理由确定它的正确。尤其当一个人在组织中只有相对的控制权时,面对一柄随时可能落下的尚方宝剑,他必须像小媳妇那样提心吊胆。

    去掉了“内置的帽子”的商业领袖们,看上去毫无负担。什么前人的经验、行业规矩、通行准则、个人资历、关系网络、权威视野、个人尊严等等一切都左右不了他们,唯有现实的焦点问题能引导他们追求一个又一个方法和一个又一个更新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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